◇◇新语丝(www.xys.org)(xys.dxiong.com)(xys.dropin.org)(xys-reader.org)◇◇ 　　消 失 了 的 情 感 　　侯志川 　　每年的6月5日是联合国规定的“世界环境日”，人们关注的是保护自然环境。 然而，人类取得物质文明巨大进步所付出的还不仅仅是美好的自然环境，不仅仅 是清澈的江水、绿色的森林和新鲜的空气。机器的轰鸣和烟囱的滚滚浓烟更卷走 了多少独特的精神、高尚的意识和伟大的品质。无所不管的联合国完全应该再设 立一个 “世界感情日”，让我们来怀念那些已经消失了或濒临消失的宝贵情感。 　　例如说── 　　离 别 　　现代人早就不把“离别”当一回事了。当快捷、舒适的交通工具使万里之外 也能朝发夕至，现代化的通讯手段又随时可以知晓彼此的一言一行，不论是父母 兄弟的分手还是夫妻恋人的暂别，就再也没有了古人有过的那种种忧伤的“离情 别绪”。现代人再也吟诵不出“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江淹）、“相见时 难别亦难” （李商隐）那样惊心动魄的缠绵。即使记得这种句子的人也再没有 了古人那种深刻的体会。一声轻飘飘的“再见”或“拜拜”哪里赶得上“何当共 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所蕴含的无比殷切的期盼！ 　　现代人在分手时不再有那么多的担心和忧郁，是因为导致产生这些“古典情 结”的物质手段和社会环境早已“灰飞烟灭”。王维在首都长安送一位朋友到新 疆库车附近的安西“出差”，算起来直线距离不过千余公里。现在的人坐波音飞 机只需两个小时便可到达，一天内还能几个来回。但在当时，却是路远迢迢，生 死难测，于是王维才会悲怆地呐喊：“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饯 行形同送终！王勃也在长安送一位姓杜的朋友到现在的四川去当县官，距离只有 几百公里，今天乘火车充其量半天功夫。就是这么一点在今人看来“何须道哉” 的间隔，竟叫年轻的诗人产生了“天涯、海内”之慨：“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 邻”。何其辽远！ 　　感谢古代，感谢古代的险山恶水，感谢那时候的崎岖小路和破车陋船，感谢 那时候困难重重的通讯联络，以及闭塞的经济和稀少的交往，使得出外旅行既是 一种奢侈更是一种历险，因而人们格外珍惜亲友之间的分别，也格外想念分别后 的亲友。这些牵肠挂肚的关怀在诗人的笔下变成了千古传唱的名句，中国文学也 因此有了无比独特的一章。法国大诗人波特莱尔的诗集名为《恶之花》，意即 “恶”中开出的花朵。“离别”何尝不是这样，它也是一朵朵凄艳的“恶之花”， 是“大不美”中产生的大美，是名副其实的“福兮祸所倚”。一部《中国文学史》 如果没有了那么多瑰丽多彩的送别之作、思念之作，那会是一种多大的缺憾！ 　　那么，为了上述这些伟大的“美”，人们愿不愿回到过去？例如，为了重温 “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的悱恻而把新疆、甘肃重新搞得既凶险又 荒凉；为了玩味“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李白）的惆怅而故意不 乘坐飞机、火车旅行。甚至，为了再写出与“恨别鸟惊心”（杜甫）媲美的妙句 而发动一场战争把亲人隔开。──有谁愿意？！当人们已经充分享受了现代物质 文明及和平生活的种种方便、安宁之后，只有疯子才愿意抛弃它们。“烽火连三 月，家书抵万金” ── 对仗是何等的工稳，比喻又多么贴切。但是，在这两句 “佳作”的背后，谁知道有多少担忧和惶惶不可终日！假如颠沛流离中的杜甫当 时能够利用电报、电话和因特网随时得知远方亲人的情况，我敢断定，他老先生 宁可不写出这些“千古名言”来。“醉不成欢惨将别，别时茫茫江浸月”──如 果不是因为那时候道路险恶、交通工具简陋，“再见”极为困难，白居易怎么可 能把“别”与“惨”、与 “茫茫”这些不欢快的词语连在一起？“洛阳亲友如 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从来人们只津津乐道于这两句诗优美的意境，殊不 知它还传达出多少无奈：王昌龄和他的亲友之间远隔千山万水，完全没有如今这 样方便、快捷的联系手段，只能依赖偶尔有之的朋友的“捎话”。 　　没有谁愿意再招回这些饱含了泪水和鲜血的“恶之花”── 即使人类从此 连一句诗也写不出来！ 　　然而，历史往往会出现“惊人的重复”。也许再过几十年，“多情自古伤离 别”（柳永）的叹息又会出现，虽然会出现在完全不同的场合。人类正在寻找宇 宙中的生命。就象我们的祖先当年在地球上筚路蓝缕地开拓一样，我们的后代也 将会再次怀着“凄凄满别情”（杜甫）出发奔向其他的星球。由于星球之间的距 离是不可想象的遥远，能够“登陆”的星球绝大多数又比地球上的沙漠还荒凉寂 寞，即使有了比喷气式飞机快几十倍的宇宙飞船，有了比宇宙飞船快几万倍的无 线电通讯，一次探险航行也要几年几百年乃至若干万年才能结束，一句简短的问 候也要几天几月乃至若干年才能收到。一次“生离”很有可能就等于“死别”。 例如，距我们太阳系最近的另一个恒星是半人马座α（阿尔法）星，有4.3光年 之遥，也就是4× 10,000,000,000,000公里。宇宙飞船按每秒16.7公里的第三宇 宙速度飞行，要将近10万年才能到达。因此，当人们在地球上为那些到遥远的半 人马座去探险的朋友饯行时，他们完全可能唱出“劝君更进一杯酒，阿尔法星无 故人”一类的诗句；当在远离地球几十、几百光年的另一个星系突然收到地球人 的电子邮件，更可能产生“家书抵万金”的感慨。尤其，当人类在另外的星球突 然发现了智慧生物，他们怎么会不欣喜若狂地高歌“宇宙存知己，星系若比 邻”？！或许他们说的、写的比这一切还要惆怅、忧郁、缠绵…… 　　消失了的“恶之花”肯定会再次出现。当然，最快也得在半个世纪以后了。 　　楼 情 结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崔颢《黄鹤楼》） 　　“落霞与孤骛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王勃《滕王阁序》）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王之涣《登鹳雀楼》） 　　“登斯楼也，则有……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范仲淹《岳阳楼记》） 　　与“离别”大不一样，古人的“楼”除了也给我们以“愁”之外， 还给予 我们其他多种的感情。 　　古代中国人是一个善于建筑的民族，他们留下了不少至今仍为我们称道的传 世杰作。但现在用实用的眼光看来，不得不承认，他们的聪明才智又有相当部分 用在了一些没有多少意义的地方：举世无双的帝王陵墓，大而无用的万里长城， “世界第一”的石头佛象，等等，无一不是劳民伤财的“大作”。假如他们能把 用于这些工程的人力、财力的十分之一拿来改善老百姓的居住条件和公共福利设 施，那也是一种多好的善举。遗憾的是他们没有这样做。他们的建筑既显示了他 们的高超技术，同时也暴露了某些严重的缺陷。例如房屋的窗户，它的主要作用 是采光和通气。中东国家早在两千年前就发明了透明的玻璃，并且用在了窗户上。 ② 中国人有精力也有时间花费大量力气在木头窗户上雕刻各种并不实用的复杂 图案，却一直没有想到去发明出一种既透明又档风且耐用（与纸比较）的材料来。 　　但古代中国人喜欢造楼。中国人对楼的歌咏和由楼产生的文章世界上没有哪 个民族能够企及。借用一个心理学术语，中国人很早就有了浓厚的“楼情结”。 《史记》记载，两千多年前的汉武帝时代建造了“井干楼”。稍后的《古诗十九 首》也有“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的描写。所谓的“四大名楼”──黄鹤楼、 滕王阁、鹳雀楼、岳阳楼──无一没有著名的诗文相配。它们既是“楼以文名”， 也是“文以楼传”，在中国建筑史和中国文学史都留下了光辉的篇章。其他成千 上万座出名或不出名的楼阁多多少少也留下了它们或是辉煌或是平庸的诗文，其 数量之多，历史之久，品类之繁，完全可以写一本《中国楼文学》之类的煌煌巨 著。 　　绵延数千年的“楼情结”绝大多数是由全国各地依山临水的那些“高层建筑” 所引发的。这些高楼不是居民住宅，很多也不是防御工事，和宗教也没有什么关 系。它们的用处纯粹在世俗的精神方面：一为登高，二为送别。登高必然远眺， 远眺自然要引发敏感的骚人墨客们的种种思绪。送别更是伤感，更要牵动或是委 婉或是直捷的悲心愁肠。千百年来，遍布于中国各个地方大大小小的这样的 “楼”，它们的每一块砖瓦肯定都曾经回响过数不清的慷慨高歌，它们的每一根 拄石也曾经溅满了赤诚坦荡的泪水。单从技术的角度看去，它们可能不是当时世 界上最先进的楼房，但它们确实都曾经是世界上饱含了最多感情的建筑。无情的 兵燹和莫测的自然灾害使得这些楼房屡建屡毁，有的早已从世界上消失。因为它 们才得以产生的那些伟大的诗文却从来没有“失踪”过，而是越传越广，已经成 为了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宝贵的共同财富。今人来到山西省永济县城西南边的 黄河岸，已经见不到昔日“鹳雀楼”的丝毫踪影，它早已被黄河冲没。但上过小 学的中国人又有哪个背不出“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尽管连“芙蓉楼” 的确切所在至今都未有定论，一说在江苏镇江，一说在湖南黔城，③ 但王昌龄 “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民送客楚山孤”的亲切关怀却让所有中国人忘不了一千二 百年前曾经在某个叫“芙蓉楼”的地方发生的动人一幕。 　　存在决定意识。但“存在”往往转瞬即失，“意识”则可以一代又一代地延 续下去，在人世间永远长存。 　　现代的座座摩天大楼远比“古楼”们壮观百倍、千倍。从号称当今“中国第 一楼”的上海浦东420公尺高的金茂大厦，到“世界第一楼”的马来西亚450公尺 高的比德罗佩斯大厦，无论是它们的建筑高度，还是技术水平，还是坚固程度， 鹳雀楼们都远远望尘莫及。但这些现代化的钢铁大厦都有一个相同的遗憾，它们 再也得不到诗人的垂青。这些凝聚了人类的全部聪明才智的庞然大物再也产生不 了可以与之匹配的瑰丽诗文。现代的诗人们漠然地面对着这些耸入云天的“水泥 森林”，意识里几乎是一片空白。当它们总有一天垮掉以后，或不可避免地被别 的更宏伟的建筑超过以后，它们很快就会被世人所遗忘。它们决不可能象“矮小” 的鹳雀楼那样永远的“虽垮犹存”，更不可能给没有见过它们模样的那些人的头 脑带来美丽的“诗情画意”。这是不是物质文明的进步导致人类精神文明退化的 又一“例证”？或者是“鱼与熊掌不可得兼”？ 　　也许都不是。这一切也许应该归因于祖先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相对贫乏。 有事无事除了登楼，少有其他。强烈的“楼情结”所反映的古人这种无奈，恰恰 是又一种辉煌的“恶之花”。唐代大文豪柳宗元从首都长安被贬至荒凉的湖南永 州，一呆就是10年。10年后奉诏回到长安，岂料又被发往更为偏远的广西柳州。 柳宗元内心里满腔愤恨，但既不敢“乱说”也不敢“乱动”，只能乖乖地前往柳 州。到达以后只能登楼，只能写下“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登 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宋代大诗人辛弃疾满怀抗金大志，却不被偏安苟 且的南宋朝庭所重用。悲愤之际，也只有登上南京城楼：“栏干拍遍，无人会， 登临意”（《水龙咏·登建康赏心亭》）。现在的官员如果有了类似的遭遇，很 少有人会想到要找个“楼”来“登”了。除了古、今官员的文化修养和情趣大不 相同外，物质条件和环境的差异也不可忽视。现在的官员们的“宣泄”渠道比辛、 柳等人多了不知几百倍：搓麻将、吃宴会、看电影、唱卡拉OK、洗桑那浴…… 忙都忙不过来，哪用得着去楼上“茫茫”或是“拍栏干”？再者现在人烟稠密， 好不容易保存下来的“亭台楼阁”往往又是风景名胜，成天游人熙熙攘攘，吵吵 闹闹，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是“茫茫”的合适地方了。 　　归 隐 　　另一种很难存在于现代文明社会的行为是“归隐”。 　　距今三千年前，伯夷、叔齐两兄弟反对周武王出兵讨伐残暴的商纣王。待武 王灭商后，两兄弟便“义不食周粟，隐于售阳山，采薇而食之”（《史纪》）， 最后饿死在山上。 　　这大概是中国历史上有文字记载的最早也最有名的“隐士”。 　　五百年后，出现了另一个大隐── 晋国的介子推。介子推忠心耿耿地随着 晋文公重耳在外面东奔西跑了十九年，回国后因不满于同事的行为而“自隐”， 不辞而别。重耳“使人召之”，介子推避而不见，与母亲一起逃往绵山。虽说还 是要吃“晋粟”，但重耳即使用火烧山他也不愿出来，终被烧死。现在有些地方 仍在实行的“寒食节”据说就是晋文公规定下来的。为了纪念被火烧死的介子推， 寒食节（清明节前一日）这天不准举火，只吃寒食（冷食）。 　　伯夷、叔齐的死留下了一段永垂不朽的典故，还传下了一首题为《采薇》的 哀怨委婉的诗歌：“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介子推则以自己短暂的生命赢 得了一个长远的纪念节日。从这些后果看来，本想被人遗忘的隐士们何曾真的被 人忘记过？这些后果本来不是“隐”的先驱者们的初衷，而且深究起来，他们真 正的“初衷” 如果用我们现在的标准来衡量，也并没有什么光彩之处。商纣王 的荒淫残暴史有明载。为这样一个混帐透顶的暴君去“殉节”，无论任何时候都 谈不上半点高尚。介子推的归隐说到底也是因为“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与 “晋国人民”又有多少关系？ 　　但隐士们一开始就与“山”结下了不解之缘。中国古代多“隐”，而且往往 一“隐”就成功，与中国多山不无关系。绵绵的崇山峻岭人烟稀少，交通困难， 各级政权鞭长莫及，形成了事实上的权力真空，为隐士们逃脱人世间的种种羁绊 提供了天然乐园。“无山不成隐”这条定律对于那些遐迩闻名的“大隐”尤其没 有例外。介子推如果不是躲在高山上的密林之中，而是藏身于平原村庄，重耳哪 里会把他“请”不出来？所以，“上山”一词固然不是只有隐士才能使用，但 “出山”却非指隐士不可。 　　隐士不屑于和权力中心保持联系，而且他们中的大多数似乎对普通人民也是 敬而远之。请看两首唐诗： 　　贾岛：寻隐者不遇 　　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 　　丘为：寻西山隐者不遇 　　绝顶一茅茨，直上三十里。扣关无僮仆，窥室惟案几。…… 　　费尽千辛万苦尚且难见这些半仙半人的“隐者”一面，更难想象他们会主动 与一般老百姓联系和接触。隐士们有意与世俗社会保持距离，他们不怕“脱离群 众”，正是为了保持自己意识的“纯洁”。他们的“不同政见”即使不能实现， 至少可保不被“污染”。 　　这是“古典派”隐士。或曰“深山老林派”。 　　介子推以后，战国秦汉以降，“隐士界”逐渐出现了另一个派别。他们不再 有“宁饿死也不……”、“宁烧死也不……”那样的悲壮激烈，更不一定都避往 遥远的深山老林。他们宣称“大隐隐于市”。当代的“粟”照吃不误，与凡人无 异的言行使他们与寻常百姓难分彼此。他们不仅“结庐在人境”、“得欢当作乐， 斗酒聚比邻”（陶渊明），而且还把“隐”当做了“出”的一种手段（诸葛亮、 谢安、孟浩然），甚至屡隐屡出，屡出屡隐（李白）。于是逐渐有了一个专用名 词“养望”，即故意不出山，让别人一而再、再而三地来求，使得“名望”越来 越高，以便最后能卖一个高价钱。他们揭去了笼罩在“隐者”头上的那层神秘、 飘渺的面纱。不论是隐的目的还是隐的形式都与“古典派”迥然不同。 　　他们是“现代派”隐士。或曰“世俗派”。 　　隐士虽说都是自然形成的，无须哪个政府特别委任，但也不是任何人想当就 当得上。土生土长的农夫和普通的“引车卖浆者流”就没有当隐士的“资格”， 即使他们从小也住在荒山野岭的“绝顶一茅茨”，也要“直上三十里”，都是枉 然。隐士必须曾经是或后来是大官和名人。诸葛亮如果不是后来被请出山来成就 了一番“三国鼎立”的大事业，那他早年在襄阳城外隆中山下“躬耕垄亩”也就 和当时千百万普通农民的行为一样，没有什么特殊意义，绝不能以“隐”称之。 王夫之终生未当大官，明亡后他避居湘西山野被称为“大隐”，乃因他是著名的 哲学家，写下了《噩梦》、《黄书》等名著，提出了有名的“天下惟器”的主张。 　　特立独行的“隐”被后人看得很高尚，大都因为他们对当时的主流社会“不 合作”。隐士实际上是古代的“持不同政见者”。他们象现代的甘地一样，采取 的是和平的“非暴力”手段。从理论上说来，社会越进步、越昌明，住在“绝顶” 的隐士就应该越少。因而大诗人王维早就断定：“圣代无隐者”（《送綦母潜落 第还乡》）。除了这一政治上的重要原因，现代社会的其他方面也使“归隐”在 技术上越来越难以操作：发达的交通网络、无孔不入的宣传和便捷的通讯手段使 得“隐者”很难与社会隔绝。远较古代社会严密有效的各级政权机构又不会听任 不受管束的居民存在。便利舒适的现实生活和五花八门的各种诱惑更使得欲“隐” 者要有比古人大千百倍的勇气和毅力。 　　或曰：天下从此没有“隐”？ 　　一般说来是这样。但例外也还是有的。二十世纪的五、六十年代，在中国南 海之滨的一座两层的楼房里，就有一个人“隐”了整整二十年。这便是中外闻名 的文史大师陈寅恪。 　　这是一个奇迹。 　　由于双目失明，他不可能象李白那样天南海北地四处游荡，而只能象陶渊明 那样定居一处。他颇为寂寞地住在一个闹嚷嚷的“人境”：广州中山大学东南区 一号二楼。从外表看来他和旁人没有什么差别：要上课，要和学校内外各方面人 士接触，要领工资、粮票，要吃米面油盐。但他却保持了真正的“而无车马喧”： 独立从事学术研究和写作，不参加那个时代知识分子都免不了的政治学习和政治 运动。从中央到地方的著名人物陈毅、陶铸、康生、胡乔木、郭沫若等等络绎不 绝地前来二楼上拜访，有的遂愿有的居然还吃了闭门羹，不能不叫人想到这是对 “隐者”的某种寻求，叫人记起西汉淮南王小山写在《招隐士》里的殷切呼唤： “王孙兮归来，山中兮不可以久留”。1953年陈寅恪公然回拒了中国科学院院长 郭沫若要他去北京就任科学院中古史研究所所长的邀请，④ 这一行为更是只能 说成“拒绝出山”。隐居后的陶渊明也曾拒绝到刘宋王朝的首都去当“著作郎”。 介子推、陶渊明们“拒绝出山”用的法子多是消极退让，陈寅恪却是胆大包天的 进攻。他竟然向中国科学院提出了两个条件，以作为“出山”的前提： 　　一、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 　　二、请毛泽东或刘少奇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档箭牌。⑤ 　　在1949年以后的中国大陆，没有谁会公开提出这样的“条件”。博学的陈寅 恪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并非不谙时事。正是基于对现实的洞察，知道他的“条件” 绝不可能被接受，他才来了个“以攻为守”。 　　“不愿出山”历来有真有假。陈寅恪是真正的“不愿”。 　　有鉴于此，中国的《隐士史》也许可以一直写到公元1969年10月7 日──陈 寅恪在万分凄凉的境况下不幸去世的那一天。 　　-------------------------------------------- 注： 　　②.德博诺《发明的故事》，三联书店1986年12月版 　　③.《人民日报》2001年2月17日 　　④.⑤.《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三联书店1995年版 ◇◇新语丝(www.xys.org)(xys.dxiong.com)(xys.dropin.org)(xys-reader.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