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耕火种 　　王先鞭 　　农中师生们的口粮是公社每月划拨，因为人民公社成立后，实行粮食统收统 支，即公社每年生产的粮食全部上交国库，社员的口粮则由国库按月划拨。当时 的国库并非都在桃子、万盛，各公社交通不便的耕区均有国家粮仓，生产队的粮 食可就地入库。这次我们的口粮划拨在茶园耕区龙门槽队，上次是划拨在茶园耕 区的大合土队，一般上高山运粮都是背玉米，包谷是高山的主产。由此也可知， 山下的玉米已经告罄，同学们自然不管这些事，也意识不倒口粮将要紧张。因生 活习惯，我们公社的所有食堂都是吃两兼饭，玉米只是口粮的一部分，所以梁隆 贵只组织了十几名同学去运粮，不愿去的也不勉强。其实去茶园运粮我觉很好玩， 第一次我就争着要去，因为去茶园要过南峰山脊上的“南天门”， 我既想见见 “茶园” 也想看看“南天门”， 所以争着报了名。 　　我们的“队伍” 自然是由梁隆贵带队，他也是位“爱玩”的人物，同时也 负有监管责任。这里的“爱玩” 是指“休闲” 或“喘口气”， 这是动物和人 的本能，毕竟，在“火红的年代” 里，紧张的永无休止的生产劳动似乎忘了人 还有想“喘口气” 的本能。那是薅二道草的时候，朱舟生圻头的岩石上挂了个 土钵大的蚂蜂窝，朱舟生想烧，梁隆贵便同他一起拾柴草来将蜂窝烧掉了。自然 蚂烽要乱飞蜇人、自然人们也要哄笑、自然也要耽误工作。朱舟有很生气，但还 是悄声说：“大人大汉的，还要烧蜂包玩！”意思是梁隆贵已不是小孩了，还要 玩小孩玩的“游戏”。不久人民公社便成立了。 　　农中只有两名共产党员，即梁隆贵和陈世荣，在工作上他们都是起带头和督 促作用，同学们做活也要看二位是否在场，不然不敢“放肆”。 一天陈世荣带 我们五人上石院运木板，因为暑假后要增加新生，须做黑板、课桌。由于木板已 被运走了，走得汗流浃背的我们便横躺在农户床上休息，一会便睡着了。刚躺下 时我还在想，陈世荣也觉得躺下舒服些，看来人都是一样的，工作确实太辛苦了。 这也使我窥见到二位的另一面，他们也有懂得轻松一下自己筋骨的一面。 　　第二天早饭后我们没去大龙洞桥绕道，而是从刺竹沟当门踩水过河，然后上 天地罡、上坟台、上石鼓坪，经大河沟到猪行。猪行有宽大的石板路上“南天 门”， 据说这里是青羊市进贵州的“盐茶古道”， 且“拐车”（1）印迹清晰 可见。 四川的盐经水路从长江进入綦江，再运到石角镇起岸，然后用汽车（或 人、畜力）转运到青羊市。从青羊市进板僚、上猪行、翻南天门、下羊磴、下湾 塘、进水坝塘，均须靠“背哥” 搬运了，因山路陡峭，马帮也去不了。 　　同学们并不急于赶路，可以说是“游山玩水”—— 我爱提问，梁隆贵和其 他大同学就停步讲解。原来“南天门” 就是山顶道上左右两边天生的石墙，我 原以为象《西游记》里的石牌楼，或两根大石柱之间搁一块巨大的长条石，但我 并未感觉失望，没见过的新奇景观已纷至沓来。山顶的平路很长，不远处就是同 学们讲的“倒流水”—— 山脊上有两股细流往南北方向流。同学讲此地段已是 贵州地界，再往下走的白杨坪才是茶园耕区。问题是“茶园” 在哪里？哪里有 茶树？哪里是有很多茶树的园？四野都是望不到边的崇山峻岭、悬崖峭壁。据梁 隆贵讲，山下庙坝、大坝、两河三个耕区面积的总和都没有茶园耕区大，当然， 茶园的耕地却不多，人口就更少了。过了白杨坪，是几十级不很宽的陡峭石梯路， 若负重人上坡，将是脚踩下步嘴挨上步，且路里路外均是悬崖峭壁。然后翻上一 段缓坡，再转过一道弯便是插杨坪了。插杨坪有供销社小卖部、有小学校和医疗 站，我们在插杨坪生产队的食堂吃午饭。饭后同学们与插杨坪小学的师生玩了一 场篮球赛，然后才去十几里外的大合土背包谷。据说南天门对大合土山垭，是 “门对门三十里” 路，然而我们背了包谷往回赶，“跑”到了白杨坪天刚擦黑。 　　“出门由路”， 这是出门的规矩，梁隆贵只得同意住下。白杨坪的食堂在 下面青龙嘴，白杨坪的青壮年也集中住青龙嘴，家里只留有几个老头放山羊。青 龙嘴再往下是龙门槽，我们第二次来背玉米，便在青龙嘴食堂吃晚饭且住宿。当 晚据我们留宿的老者讲，这里下青龙嘴只要半小时，但上来却要爬一个多钟头， 还不知人家食堂下得有多余的米没有，我们自然不愿白跑，且刚卸下重负人也很 累。几位大同学商量后就决定自煮包谷稀饭，叫几人推磨，叫几人找柴刷锅煮饭， 叫几人去掐香椿叶当菜——刚才路过人们见有许多椿树。 　　晚饭自然很热闹，梁隆贵同意补户主两斤煤油钱，堂屋里便挂起了大马灯， 老汉又为我们撇来一抱莴苣叶，我们用汆水的香椿叶、莴苣叶蘸辣椒汤下稠玉米 粥，吃起来还真香。饭后同学们抱了些干谷草来铺在堂屋，人们都靠壁而坐，梁 隆贵同几位大同学便摆起了龙门阵，梁隆贵主讲，几位大同学与户主补充。这是 发生在“盐茶古道” 上“护路警”火并的故事，因事隔不久，人们过往自然要 讲起。下面是我归纳拢来的故事梗概，取名：《盐茶古道上的血案》： 　　当时的溪源隶属桐梓县第十区（羊磴区），区府驻羊磴。保护南天门盐茶古 道的“护路” 队有两支，一支是令狐华清、令狐荣宾父子，家住柑子坪，父亲 是保长兼护路警，有四十几支人枪，负责羊磴至马李枣、乡弯、柑子坪、大合土 垭口这段路的治安，收这段路过往客商的“保护费”； 另一支是章秉乾，家住 龙门槽，保长兼护路警，有十几条人枪，负责南天门至白杨坪、插杨坪、大合土 垭口这段路的治安，收这段路过往客商的“保护费”。 此外， 令狐华清的幺姑 姑嫁给章秉乾父亲章德川，章家人称大姨太。章秉乾虽不是大姨太所生，但他与 令狐华清应该是表兄弟。由于令狐家人多势众，就跨界收“保护费”， 在大合 土垭口这边也设一收费点，因此点有小路下湾塘去水坝塘，湾塘至大合土归令狐 家收费。为此，两家保丁常有争吵、摩擦。 　　一九四九年六月某天，青羊市商人陈显禄等人从正安、水坝塘购山货回来， 被章秉乾手下的八名保丁抢劫，然后去团箐山脚下的水井榜河边分赃。因被劫处 是界地，陈显禄便叫伙计到令狐家报案，自己到章秉乾家报案。章秉乾是由青羊 市迁来龙门槽的乡绅，两地均有田产、房产，且与陈显禄是老熟人。章秉乾立刻 吩咐儿子章正铭去看看情况，因为他不知道自己的手下抢了人。章正铭只有十六、 七岁，刚考上桐梓县中学高中，在家休假。此时已是中午，章正铭说吃了午饭去， 父亲说水井榜没多远，去了回来吃饭。章正铭走到水井榜，见人们正在河滩上野 炊，保丁们就叫大少爷一块吃饭。章正铭边吃饭边讲，要保丁们吃过饭把劫的财 物背回去，老爷、客商在家里等回话。 　　此时，令狐荣宾也带了几个保丁来到团箐半山的大路上，向下一看见表弟也 坐在河滩吃饭，心里很生气，提起步枪便向表弟射击。令狐荣宾五大三粗，枪法 很准，可以说一枪毙命。保丁们见主人开枪，也乐得发利市，居高临下射活靶， 专打章姓人。河滩上的人只得四散，丢下的是三死一伤及财物，且三名死者均系 章姓。令狐荣宾等人是押了伤者、掳了财物得胜回营……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令狐、章两姓家族并未结下解不开的子孙仇恨。 不久解放了，令狐华清、令狐荣宾、章秉乾……等人均被新生政权公审处决，人 民政府化解了他们的冤仇。 　　第二天早晨，同学们仍然吃玉米粥、仍然掐香椿叶蘸辣椒汤，但是有两位同 学不敢吃椿叶了，他们的脸都肿了。人们马上出去看椿树，户主边指边讲：“那 几棵是漆树，这几棵才是椿树。” 　　此时已是五月，不是内行漆树椿树根本分不清。幸好多数同学耐漆毒，不然 还要玩个乐极生悲。第二次运粮是六月，此后再也没上高山运过粮，也没有了欢 聚，因为六月中旬公社突然下了缩减口粮令。 　　“三月多点一升豇，六月头来心不慌。”这条农谚是讲人在度“夏荒”时， 有了豇豆煮麦疙瘩，麦稀饭，人们的肚皮要捞得饱点。换句话说，就是告诫人们 随时要想到肚皮。然而，从土改到五八年，人们什么事情都在想，惟独没有想这 种人类最基本的需求。这也难怪，闹了几十年的革命，为的就是面包；每年打下 的粮食年对年都吃不完，谁又会去想饥荒？再则，如今连自留地都没有了，鸡牲 鹅鸭不用喂了，生产队长就是当家人，有当家的操心，有上面说了算，用北方话 说：还瞎忙唬啥！人们就像军队里的士兵，既然有统帅在作战略部署，有连长在 指挥怎样怎样打，士兵的天职就是：命令服从。作为生产队长，也许他们的想法 也同社员们相似，毕竟“运动”早已超越了他们那点尘埃似的人生经历，他们不 随“洪流”只能被免职：既然是“持续跃进”，上面叫抓密植，他们不敢擅自抓 “多种一升豇豆”；既然人的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烟酱茶，上面都管到底了， 一个生产队长也只能：命令服从了。 　　然而，粮食定量减少确是事实，去年播的小春没有收几颗也是事实，今年大 春普遍推行密植更是事实。这种过分密植已经破坏了耕地肥力的良性循环。在没 有良种、化肥的条件下，传统耕作是：山下，田里一般不用施肥，稻子打完即犁 田，铲田坎，铲田壁，让稻桩，杂草都埋到泥里腐烂为有机肥，所以有“七月犁 田一碗油，八月犁田半碗油，九月犁田光骨头”之说。然后是四犁四耙第二年又 插秧，这样，年复一年，土壤的肥力也得到良性循环，就像老农所说的，每年都 问它（指土地）要就是了；土里耕作是：精耕（挖）细作，施足肥料，让有限的 土地产出更多的粮食。山上，田里耕作基本与山下相同；土里耕作就与山下不同 了，因为山上地广人稀，山坡陡峭，人们也没有那么多肥料施到地里，至多是用 人粪拌种再拌灰，称为“点灰豆”。所以，土地利用是耕种部分，休闲部分，称 为：广种薄收。 　　传统耕作方法有一个显著特点，那就是用人力（耕牛是人力喂的，也算人力 之一）交换粮食，而且是用人力交换粮食的最佳方法。纯朴的山民就是用这种方 法耕作了几十年，几百年，甚至上千年。 　　然而，“狂热派”却认为中国农民思想落后、固执、生产守旧、不知进取。 其实，这里有两个误区：其一，只要一提到农民，“人们”的印象便是：闺土、 杨白劳或泥塑“收租院”中贫苦农民形象。若干年后，不也仍有画家画了一幅农 民形象的“父亲”。其实这是一个常识误区，试想，如果中国农民都像闺土、杨 白劳或泥塑“收租院”中贫苦农民形象那样，他们连田赋、地租都负担不起，就 是拿根枪叫他们造反都是不够格的。再有，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人们又是吃什么 生存、繁衍过来？还不是靠农民提供的粮食。在中国农民群体里，虽然不乏面黄 肌瘦、善良安分卑怯者，亦不乏身强体壮、吃苦耐劳彪悍者。远古不必说，近代， 如：李自成、张献忠军中部分将士，相对的吴三桂、清军中部分将士；太平军、 义和团军中部分将士，相对的曾国藩、李鸿章军中部分将士。现代，如：国，共 军中部分将士。现今，如：打工队伍中的年青工匠。是的，中国农民历代以来承 受了最大的艰辛不假、历代以来承受了最大的苦难也不假。但是，农民群体里能 干、彪悍者始终占多数，道理很简单，农村多是人拉肩扛活，俗称“磨皮肉养肠 子”，没体力庄稼做不出来。 　　其二，以为农民都傻，是抱着老传统不放的老顽固。这里有则故事，可以说 明农民“傻”的由来。一九六一年春季，一天社员们插秧，大队（那时叫耕区） 年轻会计从我们田边路过，慑于农时不得不下田插几窝秧。当时上面为了能按时 插秧，已发放了“下田饭票”，即只要能下田的人每天都能多吃几两饭。他插了 几排见人们插的窝距稀，就叫人们插密点。人们知道他从学校出来就进了大队， 是个不会做农活的农村人。队长朱舟有就停下来，说：“前两天动员下田还说要 ‘因地制宜’。到底是听你的，还是听上面的？”他讨了个没趣，插了一会就借 故走了。刘树槐对着他背影说：“你怕庄稼汉都是吃草草的！笑话，老子做了一 辈子庄稼还要你教！”回过头来扳起手指对着我说：“……皇粮要几颗，老板要 几颗，自家人的肚皮还要留几颗……”是的，刘树槐数的这三条就是三道“紧 箍”。从古至今就是这三道“紧箍”迫使“傻子”农民在现有条件下追求最高效 益，好年景他们不单可以完成田赋，还要娶亲繁衍子孙；灾荒年景当然没法，但 还是有“路”可走，即老弱病残者饿死，好脚好手者逃荒或揭竿而起了。 　　山民们的愤怒是不轻易表露的，因为他们懂礼数，知道分了“上面”的土地， 就得听“上面”的话。一九五八年、一九五九年他们是不动声色地看，然而看到 一九六零年、一九六一年“狂热派”拿人们的肚子不当回事、拿人们的肚皮开起 玩笑来了，他们愤怒的言辞才蹦出口了。 　　话说回来，那么，当时我乡（但愿不是全国）不落后的“狂热派”们又作了 些什么呢？因为五八年的大春实际上是高级社按传统耕作种下的，只有五八年的 秋耕秋播才算“大跃进”的“成绩”。所以，我乡没有过上大春春耕春播瘾的 “狂热派”们还得补过大春春耕春播瘾才能舒坦、才能扬眉吐气。这种心情是可 以理解的，任何人只要是心想办的事没办，心里总是牵挂的：早晨醒来抽二支烟 才起床，没有抽；晚上要一碟烧腊下二两白干，老婆忘了打酒……这都是一种 “瘾”，没过瘾的人总是不舒服的。于是，才有“持续跃进”之说。但是，这个 “持续跃进”又怎么个跃进法呢？不过是在原有条件下把地翻深、把种子撒密、 把秧苗插密，仅此而已，余下什么都没有改变——当时的条件也无法改变——现 代化的氮肥厂还没有修建；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老师也许刚工作不久……“狂热 派”们的行动就像在只有小米加步枪的井冈山推行阵地战那样：没有良种、没有 化肥，禾苗挤在狭窄的空间里只能长成“浓包草”。 没有良种、没有化肥，传 统耕作虽然不能奔共产主义，但至少还能暂时勉强解决人们的吃食。外行看热闹， 内行看门道。今年的大春能收几颗，在内行心里早成定局。就像上个世纪八十年 代那场五?一九足球赛，球员们虽然拼尽了劲，但是输球是已成定局。 　　我们农中最先想到采取补救措施，是刘老师和梁隆贵。他们提出的办法就是 上高山砍火土，因为他们都经历过砍火土，且只要是溪源的山民，都知道什么叫 “砍火土”。就像北方一些地区的人们，都知道什么叫“闯关东”、“走西口” 那样。所以办法一提出，大家都赞同。砍火土，说白了就是“刀耕火种”，也就 是开荒。这种办法在很多年前就被禁止了，但在当时却是允许的。在当时只有人 力而无钱、无其他资源的条件下，是用人力交换粮食的最便捷、最有效的办法， 所以，刘老师，梁隆贵他们家庭都曾采用过。刘老师家庭是在土改后，梁隆贵家 庭是在解放前。其作法是：到高山先找林主谈好租赁价钱（赁价一般都很低，因 开荒人的庄稼是防护野猪的天然屏障），选择那些杂树林地（也就是阔叶林，这 种林地在历史上曾被多次砍伐过，只生长小树及灌木，松、杉林地一般都太瘦， 且林主也不允许砍伐），将树木、杂草砍光，待树木、杂草晒干后再点火烧山， 燃烧后的山坡便称为“火土”了。这种火土有一层厚厚的黑土，不耕不挖连续种 两季庄稼也不用施肥。九十年代我任村主任时，乡府组织村、社干部检查生产， 人们游山玩水走了一遍回来，说的第一句话就是：“现在还是有钱人的庄稼好！” 什么意思呢？家里有打工仔挣钱的，必然会买充足的化肥追庄稼，庄稼长势自然 就好。因为杂交水稻、玉米都需要充足的肥料。反之，则庄稼黄毛耷须，一点不 繁茂。所以有人说：“现在的庄稼是化肥堆出来的！”那时，之所以各生产队的 空闲地没人种，反倒要去砍火土，原因就是没有肥料（包括化肥）资源。 　　砍火土一年只有两段时间，一是春天，一是伏天。烧火土也是很讲究技术的， 靠近山林的地段要砍出空地，烧山一般都是山上往山下烧，称为“烧坐火”，要 不然惹起山林火灾，损失就大了；点火的时间也很重要，烧早了，久不下雨，风 把灰烬刮跑了，得不偿失；烧迟了，雨季开始又烧不燃，白砍了。 　　砍火土是耗费体力的活，并且要翻山越岭在山里驻扎，人们的口粮已经减到 每人每天六两（小两）原粮。为了组织这次活动，学校只得动用“小金库”了。 “小金库”是现代新词汇，指的是单位暗中截留资金。那时学校的“小金库”就 是两大箩筐次级胡豆、豌豆，是以猪饲料名目截留的。梁隆贵把“小金库”用于 砍火土，足见他对这次行动抱有的期望值很高，也足见他工作方法的一斑。“四 清运动”时，全公社十个大队支部书记为“小金库”就撤换了九个（其中一个是 上吊自杀），唯一没有被撤换的，就是梁隆贵。当然，当时动用所谓“小金库”， 也只有校领导层知道，我们大多数同学是不知情的。农中的“小金库”与大队、 生产队相比，也只能是小巫见大巫。 　　我们这次砍火土，除二位病号大同学和杨老师留下管理蔬菜外，其余都上了 山。杨老师原来也坚持要去（他说他去为同学们烧开水），但是爬山爬到半路连 气都出不匀，刘老师就劝他回学校了。从这点可以看出当时学校师生对这次行动 的热忱。 　　我们的队伍就驻扎在于云彩家这向房子，小地名叫“崖脚”。“向”是山民 对房屋的称谓，一向房就是一幢房或一所房。山区房屋大都背山望水（溪沟）修 建，所谓“向”，有朝一个方向之意。崖脚这向房就住于云彩父亲兄弟俩，弟弟 年轻人少，又在公社基建队上班，所以老婆孩子都随他去了。他空下的房子正好 做我们的“营房”。 　　崖脚屋后是一大片坡土，坡土的尽头就是一壁几十米高，百多米宽的乳白色 断岩壁。山歌：“太阳出来晒白岩，十八小娇晒花鞋。花鞋晒在石板上，雷公霍 闪雨又来。”指的就是这种白岩。与此白岩平行的白岩有七、八座之多，就像平 行放几个馒头被一刀切断似的。白岩上面是大片缓坡，有田有土也有树林，缓坡 上面就是山峰了。我们砍火土的山林就在崖上，可从白岩之间的峪口沿石级上去。 崖上又是一个生产队，田土面积相当宽。整个崖上就叫“二磴岩”，二磴岩上面 的山峰叫南峰山，主峰鸡公嘴还有一座小庙叫“南峰庙”。离区府不远有座山叫 “八面山”，过去有文人因此占下一联： 　　八面山山无八面，二磴岩岩有二磴。 　　站在二磴岩的山上可以望到很远的老蓥山，也可以望到壮丽的日落，象一个 又大又红的火球，但是你要小心，太阳一落下去你就只有摸黑回家了。我们砍火 土只在崖上的半山腰砍，因为越往上走山峰越陡峭，从没被人砍伐过，上面长满 刺竹、方竹和奇形的巨树、小树。我们吃午饭也只能在山上吃，因为来回一趟既 费时又费体力。于云彩专门煮饭，伙食团长就专门送饭。于云彩煮饭很会盘算， 她采了不少蘑菇和水竹笋（刺竹和方竹只有下半年才生笋子），为我们的“三合 饭”添加可口的“山珍”。她也摘了不少山桃和山梨，吃过晚饭就将煮熟的桃， 犁端出来。同学们是来者不拒，很快就将这道“餐后水果”一扫而空。大同学张 永金几乎没吃，见于云彩来收空筲箕，就假装正经问：“明天还有没得？”于云 彩天真地回答摘回家的桃、梨都还没有煮完。有几个同学已经笑了，但是张永金 却不笑，接着说：“那，明天就多给这群‘馋虫’拿些来！”他停顿一下又说： “哪的是这个时候吃山梨嘛！要九、十月才熟。”于云彩的父亲插话，说：“这 些东西都抵得倒饿舍，何须做庄家哟！”刘老师也规劝大家，说：“这些东西， 还是少吃为好！” 刘老师的告诫不是没有道理，六零年我小弟就是山梨吃多了 解不出大便，且是成熟的山梨（别人送给妈妈的），妈妈只好用毛线扦子帮他挑。 然而，同学们的肚皮却不相信这一套，没油煎煮的“山珍”根本无法提供足够的 卡路里，人们只能往肚子里填，不管什么东西，只要能吃。 　　同学们都很疲倦，也没有心情闲聊。有的同学连脚都不洗，倒在稻草上就打 起了鼾，蚊虫就是台起他丢下崖也不会醒。幸好于云彩挺体贴人，她来我们睡觉 的楼（竹子做的楼，便于雨季炕粮食）下焐了少许火，因此我才安然入睡了。 　　就这样，同学们在山上坚持了十多天，把那点烂胡豆、霉豌豆耗完就下山了。 　　刘老师和梁隆贵的计划，是所有的火土先种一季秋荞麦，明年才狠抓一季玉 米。但是，荞麦种却不好弄，因为荞麦在我区不算主粮，产量又低，一般只有高 山生产队才多少种些，所以人家留的种也不多。梁隆贵和一个高山同学跑了几天， 才背回八十来斤种子。分管农中的公社宣传部长见我们将空下一半多地，就建议 我们点萝卜。宣传部长是一位上过朝鲜战场的志愿军，很有经济头脑，虽然文化 不高，但为学校出的点子是很到位的。他建议同学们学种反击蔬菜，就使学校得 益匪浅。这次建议点萝卜，后来的事实证明，他还看得相当准。 　　七月份，农中又来了一批新生，男女都有，我二弟也在内，他们都是今年没 考上初中的高小生。农村学生一般年龄偏大，并且都会做活，所以学校又增加了 一批劳动力。此时杨老师已收到朋友的信，说也许他能回城。于是学校就上报公 社，把张永金提为老师。张永金与我同队，瘦高个，留大背头，五官端正。如果 穿上一身标准制服，还很像一位老师。不过他已是二个孩子的父亲，他关心的是 如何生存，而不是什么教学和知识，虽然后来闹了“这个下半棋啷个下？”的笑 话，但是他整个后半生的财会工作是无可挑剔的。 　　农中的另一桩喜事是，上面分了五个名额给公社，叫派五名同学去《西南农 学院》读书，即大田、果树、农机各一名，畜牧二名。至于人选标准，虽然没有 后来那样鲜明的“贫农，下中农”提法，但梁隆贵大致还是按这个标准推荐的人 选。 　　走的走了，留下的还得生存。同学们起了个特别早，一天工夫就把荞麦和萝 卜播种完毕。接下来就是运木料筹学杂费。溪源乡之所以划入重庆市，其主要原 因就是出产木材。向外运的木料大致分两类，即圆木和板材。因为不通公路，所 以运输全靠人力，圆木一般是顺刘家河走水路，即先从山上把木料运至公社河边， 待涨水时再抛下河里，沿途有专人用啄钩疏导卡住的木料，然后在煤矿附近起岸。 板材一般靠人力肩扛，因为放水容易卡住折断。从高山将木料运至外面单程都要 花两天时间，所以用材单位就在公社附近设有转运站。由于农村粮食定量已经减 少，转运站就得供应一餐饭食，不然没人愿干。如果雇佣城镇人，城镇人不单走 不惯山路，劳力也不如山民好。我们学校就有两名大力士同学，他们都是大同学， 一位就是陈世荣，已婚，木匠，农中团支部书记；另一位名叫李焱仝，未婚，木 匠，身高不会超过一米六二，属地主子女，他们均可负重二百公斤以上走山路。 十多年后我和李焱仝还粘了点亲，我老婆的幺姑姑是他幺娘。 　　一九五八年，同学们的劳力差距是不明显的，自从刘老师调来学校后，就订 出运费按百分之二十提成，同学们的“士气”一下就高涨了。运木料虽然辛苦， 但有了百分之二十提成和一顿饱饭，同学们倒是希望天天有这样的活干。不过， 我始终比不过同年龄的部分同学，我最大的负重只有八十公斤，还累得够呛。 　　转眼就到了萝卜收获季节，人们对宣传部长的建议非常不满。因为上趟二磴 岩几乎要四个小时，下山虽然快些，但也要二个来小时。从公社顺河岸往外走， 虽然路没有山上陡峭，但七塆八拐来回一趟几乎也要七八个小时。从南峰山运木 料到公社，一百市斤的运费是二块五。从公社运木料到外面，一百市斤的运费也 是二块五。一市斤萝卜交到煤矿伙食团才二分钱，运费远远高于萝卜价，而人家 买萝卜也决不会付运费。所以，人们的怨言是：“萝卜盘成肉价钱。”然而，世 间的事就有那么巧，煤矿伙食团根本无法弄到蔬菜。一个矿井每天有几百人吃饭， 渝南矿务局在我区的矿井就有四口。当时，城镇附近的农业队转蔬菜队还没有提 到议事日程上，部分农业队转为蔬菜队是六二年以后的事。一九五八年，煤矿伙 食团的大师傅就对送菜的农民特别友好，也管送菜人的饭食。现在一听说远在二 磴岩的南山峰上有一大片萝卜，且是优质萝卜（火土种烟叶、马铃薯、萝卜尤佳， 萝卜个大清脆化渣），他们真是喜出望外。 　　于是，一场用饭食换蔬菜的“交易”就这么敲定：学校按国家规定价供应煤 矿伙食团萝卜（萝卜款由公社专人收取），煤矿伙食团则克扣工人口粮供送菜学 生饭食。学校把学生分成组，今天到一井，明天到二井，后天到三井……因为农 村粮食定量已由原先的六两减为三两（小两），所以同学们都爱出这趟“苦差”。 有的半夜就爬起来，有的干脆头晚就到于云彩家去住。既然是远场伙，力气小的 就背三、四十斤，气力好的也只背五、六十斤，细水长流，不图卖钱，只图吃饭。 后来的六零年、六一年，煤矿伙食团都是用这个办法向农村换蔬菜。 　　当然，怨言也一下子变为惋惜了：要是所有的火土都点成萝卜就好了。因为 荞麦是粮食，而只要是粮食就必须由公社统一调拨。 　　啊！艰辛的同学们，还能记起这段经历么？ 　　注： 　　1，“拐车”：“ 拐扒子” 是“背哥” 必备的重要工具，不然就歇不了气。 因背负过重，不可能将背篼搁在地上休息，起身撑不起，搁下又蹲不下，最好是 用“拐扒子” 撑在背篼下面歇气。“拐扒子” 下面是一根木棒，下面加一颗铁 钉歇气就不滑，那颗铁钉就叫“拐车” 或“拐钉”。石板路上常歇“拐车” 之 处，久而久之就有了印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