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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只金戒指

　　刘振墉

　　姨母有一只金戒指，不知何时给了我母亲。
　　我家是集镇贫民，只有一亩半耕地和几间出租房，经常食不果腹。还记得儿
时祖母橱里收藏着一卷卷的“当票”，最后任何可当或可卖的东西再也找不到了。
姨父母家在偏僻的农村，有十几亩自耕地，另有十几亩地出租，算是小地主。幸
亏他们竭尽全力地给以帮助，每年都送来不少可以充饥的食物，让我们得以活下
来。
　　姨父是老实人，没有主见，一切听姨母的。五十年代初姨母去世，姨父另娶
妻生子。在乡下过日子十分艰难，我们每年都要寄一些钱和粮票去，从未间断，
有时也寄些衣物去。姨父已于八十年代去世，他的儿子和孙子只会种田和做苦工，
虽然没有丝毫血缘关系，看在姨父母的恩情上，到现在我们还偶尔要给予接济。
　　文革高潮时，我母亲突然收到姨父的一封信，大意是说造反派在追查金戒指。
有人多年前看到过，土改时又没有拿出来，一定是收藏着，逼他交出来。被打不
过，只好交待是给了你，他们一定要我讨回来，等等。这封信显然是村上的造反
派用姨父的名义写的，无异于公函。但这时金戒指老早卖了，无奈之下我母亲将
这封信转到我哥哥处，大哥随即汇了四十块钱给姨父的生产队，帮助他过关。当
时银行的黄金收购价是每两九十八元，四十元抵充一只金戒指多多有余了。
　　姨母与我母亲间姐妹情深可以说天下无双。因为姐姐要比妹妹大十一、二岁，
她们的妈妈又体弱多病，于是从小就是姐姐带妹妹，直到出嫁。我母亲要比姨母
聪明能干得多，也就做了姨母一辈子的导师。每次分别几个月后再见面时，姨母
总要将这期间她家里遇到的大事小事以及如何处置等一一介绍，母亲则逐一给予
点评，姨母总是认真听取虚心讨教。见面的第一天必定是彻夜谈心，直到快天亮
时我母亲说“睡一会儿吧”才休息。姨母没有生养，也就将希望寄托在我们兄弟
身上，恨不得把心掏出来帮助我们。可惜她住在偏僻的农村，距我家有四、五十
里，在兵荒马乱的年代，有时信息不通，道路阻塞，常常有心帮助也无能为力。
大概在某个非常时期，她将这只金戒指交给我母亲，以备必要时救命之用。
　　一九四七到一九四八年间，内战打得最激烈而且残酷，原来能够并且肯帮助
我家的地主亲戚，逃亡的逃亡，挨斗的挨斗，自顾不暇了。本来有几间空屋和店
面房可以出租的，现在整个社会经济活动停顿了，也就没有人来租赁。“水深火
热”、‘饥寒交迫”不是空乏的形容词，而是当年广大民众的真实处境。我那时
在县城里读师范，已跟家里失去了联系，母亲带着十一岁的妹妹，和将近八十的
祖母，在此期间，据说祖母还上吊被救下来了。最后他们都能活下来，也许这只
金戒指救了她们三个人的命。我这里只是分析和猜想，关于金戒指的事，母亲晚
年不肯提起，问到她都说：“过去的事，不提了！”
　　大约到了七十年代，姨父请人代笔来信说，文革时眼睛被打伤，现在全瞎了，
想到县医院去查查，看能不能恢复一些视力，我们又随即寄钱去。过了些时来信
说，眼科医生检查后回绝了，认为已不可能有治疗效果。
　　姨父本来就是深度近视，可能还有别的眼病，视力很差，但有一定的光感。
文革前我去探望时，看到他可以自己慢慢走路，能发现前面的障碍物；在灶下烧
火时，火头小下去，能随即添加柴草，文革的暴打，剥夺了他最后一线光亮。
　　被打不完全是由于金戒指的原故，他是地主，是村上主要的或是唯一的批斗
对象，即使没有金戒指一事，被斗被打还是不可避免。在那个疯狂的年代，在人
性被压抑，兽性极度张狂的环境中，他是逃不过这一劫的。但因为有金戒指这件
事，让我们深感内疚，实在对不起他。
　　后来姨父来信说，眼睛瞎了什么也看不见，想要只收音机听听声音。我买好
了一只台式机，因为快要放暑假，想托回乡的学生带过去。没想到他突然胃部大
出血，送到卫生院就去世了。儿子来报丧时，我将收音机交给他带回去，临走时
他说，回去要把收音机放在牌位旁边，开响点让老人家听听，这句话让我心酸了
好久。我深为懊悔，“风烛残年”实在是个很形象的比喻，要想为老年人办点事
就要及时办，被我稍稍担搁，就再没有机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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