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语丝(www.xys.org)(xys.dxiong.com)(groups.yahoo.com/group/xys)◇◇ 喜闻不同意见——答方舟子的批评 于光远、李佩珊,2001/2/6    最近,读到方舟子的文章《从“绝不退却”到“百家争鸣”》。文章的第一 部分,以世界遗传学发展的历史为背景,简述了从上世纪二十年代到六十年代遗 传学在前苏联遭到的厄运;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简述李森科主义对遗传学在中 国的冲击,并评论了1956年青岛遗传学座谈会上许多科学家的发言内容和“百家 争鸣”的方针。文章的大部分内容同我们的看法是一致的。对青岛遗传学座谈会 的局限性,我们也在进行反思。而对百家争鸣方针政策的理解和青岛遗传学座谈 会的作用,我们需要作一些说明。   为了便于讨论,我们想先把“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青岛遗传学座谈会召 开的目的和过程再讲得更清楚一些。我们两个人于光远当时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宣 传部科学处处长,接受了党的任务,在北京向会议的主办单位的党组织传达中宣 部的要求,并到会场代表中宣部在党内指导这次会议的进行;李佩珊曾是原中宣 部科学处的干部,对遗传学问题进行过调查,并对李森科主义在中国进行研究。 我们有责任认真回忆和思考。   正如大家所知道的那样,从1949年以后,中国共产党国的领导,一直号召大 家学习苏联。在生物学方面,影响最大的,主要的是学习苏联的李森科主义,在 50年代我们称之为米丘林主义。李森科主义的确包括了一部分米丘林从他的果树 育种、嫁接和栽培工作中积累的经验,其中有些关于生物学的基本概念也有欠妥 的地方。不过米丘林从来也没有以大生物学家自居,更没有去打击别人,以抬高 自己。而李森科则完全不同,他打着在苏联颇受政府和广大群众支持和拥护的米 丘林的旗号,却大量加进了李森科自己的“发明创造”。例如:他死抱着19世纪 拉马克的获得性遗传的概念不放,全面否定20世纪由摩尔根等大批遗传学家建立 起来的、以实验生物学为基础的染色体遗传学和基因论,甚至反对20世纪50年代 建立起来的DNA双螺旋结构及其以后发展起来的分子遗传学;他篡改达尔文的以 自然选择为基础的进化论,宣扬他自己的物种形成的“新概念”;他还提出荒谬 的哲学观点,说什么“偶然性是科学的敌人”。当时,苏联共产党在斯大林的统 治下,推行一条极为错误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在科学工作方面,日丹诺夫是 主要的代表人物。善于投政治之机的李森科,就取得当时苏联最高领导斯大林的 大力支持,并仗势打击别人,抬高自己,终于在苏联消灭了遗传学和遗传学家长 达三十年之久,而自己却爬到生物学和农学的首席科学家的宝座。我国在学习李 森科主义时,的确有一些中国自己的特色,如,不把遗传学家当作政治上的反动 分子看待等,但在中国消灭真正科学的遗传学的做法上,同苏联是亦步亦趋的。   1956年2月,苏共20大的召开,赫鲁晓夫揭露了斯大林的错误,广大生物学 家和农学家从1952年底开始批评李森科等在学术上和许多农业措施上的错误和弄 虚作假的行为,广大农学家和生物学家纷纷要求李森科从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院 长的领导岗位上下台。于是,李森科于同年4月被迫辞职。这类消息不断传入我 国后,我国领导也在重新考查过去“一边倒”的学习苏联的国策,同时我国的学 术界,特别是生物学界和农学界也在议论过去学习李森科主义给生物学和农学带 来的灾难,一些始终坚持遗传学是一门科学的学者尤为不满。有关情况反映到中 央领导机关后,中央领导同志认识到过去压制遗传学的做法是错误的,学术问题 只能由科学家们通过自由讨论去解决,共产党和国家的领导部门不应干预。鉴于 历史上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争鸣促进学术繁荣的经验,就把应当放手让学术界 自由讨论学术的原则,定为发展科学的“百家争鸣”的方针。所以“百家争鸣” 方针的提出,遗传学问题是重要的背景之一。我们理解,所谓“百家”只是象征 的意义,并不是说是“一百家”,是指不同的意见的自由讨论,在当时所针对的 就是而由党的领导人表态,支持或反对某种意见。这样就会形成压制某种可能是 正确意见的现象,当然“百家争鸣”的方针并不排除有些伟大的发现是由个人作 出的事例,而且科学成果是通过科学实践,在实验室、实地考察,做调查、在图 书馆、在书斋研究出来的,讨论只是科学实践中的一个环节。而且常常需要经过 他人的验证,才能取得广泛的承认。“百家争鸣”是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但是, 不是唯一的。百家争鸣或者自由讨论只是其中重要的道路之一。发展科学有着许 多必需的条件和道路,在这一点上,我们曾听到包括方舟子在内的一些先生们的 不同意见,在这里,我们感谢大家的批评,提醒我们注意,不要狭隘的理解和使 用这个概念。   青岛遗传学座谈会召开的目的就是为了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百家争鸣” 还加上“百花齐放”这一条,是要普遍推行的方针。在科学界也有“百花齐放” 的问题,而要强调的是“百家争鸣”。因此党(具体说来指以陆定一同志为代表) 提出以遗传学这个典型在青岛召开座谈会,开成贯彻百家争鸣的典型,首先解决 遗传学受压制的问题,恢复遗传学家被剥夺了六、七年的教学、研究、发表文章 和在公开场合下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排除长期以来政治干涉学术的恶果,取得 贯彻“百家争鸣”的经验,推行到其它科学领域。   在召开这个会议以前,有一点我们是很明确的。那就是一定要党政领导自己 出面,宣布过去的做法是错误的,也就是说,解铃还需系铃人。这样就使遗传学 同其他学科一样,不再受政治力量的干预。我们认为做到这条,一切科学工作者 在进行科学研究中就能处在平等的地位,可以得到党和国家同样地支持而发展。 而中国的米丘林派(实际上即李森科主义者)则将失去往日的政治优势,变成必 须同过去自己专门批判的对象处于平等的地位。以后谁胜谁败,就要看谁真正作 出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具有推动科学向前发展的能力。青岛会议所体现的政策, 达到了这个目的。   我们认为,对于座谈会上各位科学家的发言,不能过于苛求。他们认识的提 高,那是经过在贯彻“百家争鸣”中边学习边检讨的结果。如果已经有了这样比 较高的认识,开这样座谈会就成为不必要的事情了。而在当时,还有人对百家争 鸣方针能够实行多久将信将疑。在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首先还要保护这个方 针。我们之所以一开始就提出,和苏联当年反对摩尔根主义的会议不记录唱对台 戏,把这次会议大家的发言完整地记录下来,予以保留,就是为了表明,我们国 家的政治领导已经改正过去压制摩尔根遗传学的方针,不允许再象过去那样给遗 传学家带任何政治帽子,让遗传学家中拥护摩尔根主义的和拥护米丘林主义的, 甚至和李森科主义还没有划清界限的人坐在一起,平等地讨论问题。   会议虽然开了15天,但每天只在上午开半天会,下午在中国科学院的招待所 (会议开会的地方)的楼下的咖啡室一面喝咖啡,一面自由地交谈。这个活动我 于光远每次都参加,让大家对我提出关于党的政策的问题,听取批评意见。由我 来回答,包括为党作自我批评。来喝咖啡的人很多,大家很高兴的。谈话也不作 记录。   上午的会上我们鼓励大家畅所欲言。当然,长期对立的许多学术观点,是很 难在短时间内取得一致的看法的。会上虽有交锋,但基本上还是各自保留自己的 看法。对这些人的发言进行一番分析与研究,当然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如今, 45年已经过去了,当时在会上发言的56人中,有将近半数人已去世,许多人的学 术见解都起了变化。如能追踪调查,将更有意义。   至于会上出现的,要求两派相互学习、取长补短的呼声,则主要是我――于 光远在大会上的发言中提出和支持的。这个提法今天看来的确不那么完全妥当。 当时我在会上代表的心目中我在一定的程度上代表着党,我的表态提出和支持这 样的口号应该想的更周全、更清楚。这里说的“互相”双方,如果是指一般的科 学工作者,在一般的问题上当然不成为问题。但是在这个会上,就应该做更多的 考虑。   当时我们是把两个对立的双方当作不同的学派来看待的。这是我们召开这个 会议的前提。所谓“百家争鸣”本身就是不同学派间的争鸣。科学工作的一个任 务就是揭露反科学、伪科学的真面目。在这件事情上,当时我们提得很不够。当 时信奉辩证唯物主义的我们,只抓住李森科违反辩证唯物主义的言论――偶然性 是科学的敌人,进行揭露。同时,我们说基因恰好不是什么意识,肯定基因是唯 物,不是唯心。如果当时我能够尖锐地提出李森科搞的是反科学和伪科学,那就 好了。   回到“相互学习,取长补短”的提法上来,当时我于光远认为“米派”应该 承认研究遗传物质的重要意义,向“摩派”学习;“摩派”也应重视生物与环境 的统一,向“米派”学习。这完全是作为哲学工作者的看法,而且直到现在在我 的头脑中还没有完全解决。我有这样一种观点,哲学不能代替科学研究,作出什 么科学的结论,哲学从科学当中概括出来的,但是哲学对科学研究也还有指导的 意义。我不是遗传学家,对遗传学没有做过什么研究,真理掌握在对具体事物做 了具体研究的人手中。对于遗传学发展的过程也很不清楚。但是我总觉得,内与 外的相互影响是哲学中的一个基本问题。简单地“用进废退”的拉马克主义是错 误的。但是外部和内部的关系还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   现在我们了解到,生物学家早就十分重视研究生物同环境之间的相互依赖的 关系,生物离不开环境。离开了环境,生物也就不存在了。19世纪就出现了专门 研究这种关系的学科----生态学。今天生态学得到了重大的发展。遗传学家 也注意环境对遗传性的影响。穆勒在1927年对X射线照射果蝇后能诱发果蝇突变 作了大量的研究,开创了人工诱发突变的新研究方向,以后还有许多遗传学家也 开展了一些其他物理和化学因素诱发突变的研究,都获得可喜的成果,并得到科 学界广泛的承认。这些研究证明,只有生物体以外的环境因素强大到足以改变基 因的结构时,其所获得的性状才能遗传给后代。而李森科却反对这类研究的结果, 同时死抱着19世纪拉马克的获得性遗传的概念不放,大反遗传学。我们都知道, 拉马克是18世纪到19世纪之间法国的一位知名的生物学家,他在植物学、无脊椎 动物学和古生物学等方面都有贡献,他也是继布丰之后和达尔文之前,于19世纪 初,系统地提出生物进化论的生物学家。他的关于缓慢的环境变化能够引起生物 变化,而且能够遗传,即后天获得性遗传的假说,思辩性强而证据不足,但影响 深远。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一书中,关于进化的机制的解释时,提出了自然选 择,但也承认获得性遗传的作用。直到20世纪摩尔根等建立起染色体遗传学和基 因论以后,进化论学者才采纳了遗传学的理论,从而同拉马克的获得性遗传彻底 决裂。当我们了解了这段历史之后,我们才明白,不是生物学家和遗传学家不考 虑环境的影响,而是李森科用过时的拉马克的获得性遗传来反对遗传学,似乎只 有他才是认识生物与环境统一的学者。对这些,当然没有什么可学习的了。感谢 方舟子的批评,推动我们再学习,增加了我们的知识。   遗传学沿着细胞水平、分子水平的发展,才出现了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国际大 合作,已接近完成;转基因工程的发明和发展,实现可以人工制造出许多种人类 所需要的新物种、新制品。如果还顺着李森科消灭遗传学路子走下去,则永远也 没有今天生物学的繁荣。当然真正的科学家绝不容许李森科这样胡作非为下去的。 ◇◇新语丝(www.xys.org)(xys.dxiong.com)(groups.yahoo.com/group/xy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