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语丝(www.xys.org)(newxys.com)(xys10.dxiong.com)◇◇   基因编辑婴儿出世,中国科学家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   《财经》记者赵天宇 贺涛   《财经》2018.11.26   人类突然被告知迎来一对基因编辑婴儿。在2018年年末,科幻片的诡秘场景 成为现实。   人民网消息,11月26日,来自中国深圳的科学家贺建奎宣布,一对名为露露 和娜娜的基因编辑婴儿于11月在中国健康诞生。这对双胞胎的一个基因经过修改, 使她们出生后即能天然抵抗艾滋病。当天,贺建奎正在香港参加第二届国际人类 基因组编辑峰会。   这是世界首例免疫艾滋病的基因编辑婴儿,也意味着中国在基因编辑技术用 于疾病预防领域实现历史性突破。   但是,这则科学成果的报道只带来了短暂兴奋,很快便引发了公众对人类基 因编辑的伦理、安全担忧。   基因编辑用于人类生殖细胞是科学界的禁区,就像克隆技术不能用于人身上 一样,在各国都有一条不可随意逾越的伦理红线。   “真的感觉这个太冒进了。”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朱 桢告诉《财经》记者,这次科研完全可以用其他灵长类动物,以其作为抗艾滋病 动物模型。你能用基因编辑人作艾滋病攻毒对象吗?!可以说从实验设计和科学 目标上,追求的即是新闻性,而不是实验总体的完整性;突破的不是科学前沿, 而是伦理学的底线,造成人们对生物技术的恐惧和抵制。   难避伦理追问   基因编辑婴儿诞生的消息传出,被科普作家、生物化学博士方舟子称为, “关键是一开始就错了”,科学界最关心的莫过于,谁给了研究者这一权利。   能够将这样一项研究应用到人体,最关键的在于伦理审查。网上便流传一份 来自“深圳和美妇儿科医院”对于该科研项目的伦理审查申请书,日期是2017年 3月7日,医学伦理委员会的审批意见称,“符合伦理规范,同意开展”。   按相关规定,涉及到人体的基因编辑研究在启动前需要通过机构伦理委员会 的审查和批准。不过,深圳和美妇儿科医院人士对《财经》记者说,这份文件的 真伪目前还不清楚,正在做进一步的调查;可以肯定的是,“这个孩子不是在我 们这边做的,也不是在我们医院出生的”。   《财经》记者联系基因编辑婴儿的研究者贺建奎,截至发稿未得到回应,其 邮箱设置的自动回复称,11月26日-29日正在香港参加第二届国际人类基因组编 辑峰会。   北京协和医学院人文学院教授张新庆向《财经》记者强调了知情同意的重要 性。受试夫妇是否真正做到了知情同意,值得怀疑。按理说,基因编辑可能引发 的潜在安全风险,研究人员应该如实的告知受试者。基因之间是一个有机的体系, 编辑了这一个,也许会对其他的功能造成影响,这个客观事实应该告知受试者。 另外,为了避免这对夫妇的孩子感染HIV,编辑基因是否是唯一的选择?作为规 范的知情同意书,需要白纸黑字注明。   另外,一旦胚胎接受了基因编辑,后续如果反悔了是没法改的,像泼出去的 水,不可中途退出。在新药临床试验中受试者可以中途退出或换药,但胚胎基因 编辑后一旦出现问题,后果是终生的。知情同意书需要涵盖上述方面,遵循“充 分知情、自愿选择“的原则。   接下来,研究者提出准备进行胚胎的基因编辑,准备招募怎样的受试者,并 拟好知情同意书,拿到机构伦理委员会去审查,而知情同意书的内容以及能否真 正做到知情同意是审查的要点。如果得到批准,才能去开展临床研究;如果伦理 委员会认为该实验的风险大于收益,则试验无法开展。   根据贺建奎向美联社提供的信息,胚胎的基因编辑发生在体外受精阶段。首 先,精子被“洗脱”下来,以便与可能潜伏着艾滋病病毒(HIV)的精液分离。 随后,单个精子与单个卵子结合从而产生胚胎。在这之后,研究者即可开始对胚 胎的基因编辑。   在胚胎发育的3天-5天,研究人员会取出一些胚胎细胞进行检查。参与此次 研究的夫妻可以选择是否使用编辑或未编辑的胚胎进行怀孕尝试。总体来看,22 个胚胎中有16个被实施了基因编辑,其中11个胚胎进入了妊娠过程。最终,露露 和娜娜诞生。   “我不反对通过基因工程的方法去除或修改胚胎的致病基因,但是他们修改 的是绝大多数人都有的一个具有重要生理功能的正常基因,这是非常荒唐、违反 伦理的。不能因为一个正常基因的产物是病原体攻击的靶点就要把它改掉,否则 可以改的正常基因太多了,何况是有重要功能的基因。岂能为了预防艾滋病这种 小概率事件,就让婴儿天生失去一项正常生理功能?”方舟子告诉《财经》记者。   一位认识贺建奎的生物科技领域专家以“操之过急”来评价这次研究。该人 士回忆,几年前,中山大学在人受精卵中开展基因编辑后,国际上在华盛顿宣言 中表示允许开展疾病治疗为目的基因编辑临床试验,但是不能上临床;让基因编 辑的婴儿出生还是需要严格的伦理审查。   国际上对人类胚胎基因编辑技术跃跃欲试的科学团队并不仅此一家。在2015 年初,中国一个科学团队率先使用CRISPR-Cas9对人类不能正常发育到期受精卵 进行基因编辑,刺激了许多科学家和组织澄清他们对使用编辑方法的立场,导致 世界范围内对基因编辑技术已经表达了各种各样的关切。   随着基因试验的开展,国际上初步确立基因编辑的伦理红线。2017年8月3日, 在美国人类遗传学杂志联合具有遗传学专业知识的11个团体和国际组织发表了联 合立场声明,阐述了人类生殖系细胞基因编辑问题的三个关键立场:   第一,在科学、伦理和政策的诸多问题尚未有答案或取得共识的情况下,目 前,以怀孕为目的进行生殖系细胞基因编辑是不合适的。   第二,为了基因编辑应用于未来临床服务,当下只要有效监督并得到捐助者 的知情同意,没有理由禁止人类胚胎和配子的体外生殖系细胞基因编辑,也不应 该禁止公共资金对此类研究项目资助。   第三是人类生殖系细胞基因编辑的未来临床应用不应该进行,除非存在(a) 令人信服的医学理由,(b)支持其应用于临床的证据基础,(c)道德上的理由, 以及(d)公开透明的程序征得利益攸关方的意见。   业内较为统一认同的还有,2017年美国科学院公布的《人类基因编辑:科学、 伦理以及监管》(Human Genome Editing: Science, Ethics, and Governance),其中指出可以在现有的管理条例框架下进行:包括在实验室对体 细胞、干细胞系和人类胚胎的基因组编辑来进行基础科学研究试验。   中国科学院干细胞与生殖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研究员王宇对《财经》记者 称,基因编辑用于生殖细胞是伦理的禁区,就像克隆技术不能用于人身上一样。   技术风险多大   这项科研项目中,提到了通过辅助生殖技术实现人类胚胎的体外受精,采用 CRISPR-Cas9基因编辑技术对受精卵的CCR5基因进行基因编辑,通过各项筛查和 诊断,最终生产CCR5突变的健康孩子。   贺建奎向美联社表示,试验表明,这对双胞胎的其中之一两个目标基因拷贝 都被成功改变,但另一个只有一个拷贝被改变,但没有证据表明其他基因受到了 伤害。   “技术上的安全性问题还没有充分解决。”王宇对《财经》记者分析,比如 脱靶性问题,这个工作打靶了这个叫CCR5的基因,但是有可能会打偏,干扰到其 它基因,比如有可能激活某个癌症基因。其中一位婴儿不仅CCR5没有发生有效编 辑,却承担了打偏到其它基因的风险,令人震惊。   美国路易斯威尔大学生育中心主任、河南省人民医院特聘教授孟励曾给《财 经》撰文称,将基因编辑技术引入人类胚胎的安全性值得特别关注。首先是脱靶 效应。   因为所有基因编辑工具都是可编程的核酸酶,如果设计的核酸酶一旦脱靶, 有可能另外一个基因被诱发突变,导致可能与靶基因突变预期的结果混淆的效应 或表型,这样的意外的脱靶突变可能导致细胞癌变或丧失功能。辅助生殖技术的 对象就是生殖细胞或胚胎,其遗传修饰是永久性的,而且会遗传给下一代。因此, 目前正在进行的多项研究工作都致力于减少脱靶效应。   第二是嵌合体问题。当使用基因编辑技术时,出现嵌合体和不完全的基因组 靶向编辑是相当普遍的,因为大多数CRISPR基因编辑系统更适用处于细胞分裂时 期的细胞进行基因组修饰。CRISPR-Cas9基因编辑系统应用于辅助生殖技术领域 同样伴随着脱靶效应及胚胎细胞的嵌合体问题,这样可能会影响到移植胚胎的基 因表达及婴儿的健康。   生殖系基因编辑后的临床风险评估复杂且困难。由于内细胞团中可能存在的 染色体嵌合,生殖医学可能无法百分之百防止某些遗传疾病在后代发生。以至于 出生后,儿童期或成年期后可能仍然受到遗传疾病影响。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朱桢告诉《财经》记者,之前有 研究,CCR5基因突变的人,对于西尼罗河病毒以及流感病毒的抵抗力或显著下降。 这个不是治疗免疫疾病,而是从一开始就改变了人的基因,让人一辈子暴露在另 外一些危险而常见的病毒风险之下,“想想太可怕了”。   2017年2月,贺建奎在在科学网曾就人类胚胎基因编辑撰文称: “CRISPR-Cas9是一种新技术,我们需要更多深入的研究和了解。不论是从科学 还是社会伦理的角度考虑,没有解决这些重要的安全问题之前,任何执行生殖细 胞系编辑或制造基因编辑的人类的行为是极其不负责任的。”   如今,这份成果被学界认为言行前后不一致。   上述认识贺建奎人士也认为,尽管该研究中基因编辑技术比3年前更安全一 些,还要看具体的检测方案;另外,这次研究选择的基因及病种也不是最后及最 佳选择,CCR5有重要生物学功能,该基因编辑并不完全阻止HlⅤ感染,艾滋病可 防可控可治。   之前最著名的基因编辑案例就是,中国科学家成功地修改了中海型贫血基因。 在方舟子看来,这件事和之前那次完全不同。携带地中海型贫血基因会让婴儿得 病,将它改成正常基因,避免了患病,是可以接受的。而这次修改的是正常基因, 携带该基因并不会让人就得艾滋病,得艾滋病是后天行为造成的,不是天生的。 将该基因去掉反而让婴儿天生就有某种免疫缺陷,是不人道的。   这样的冒进,对于基因编辑领域可能造成巨大的伤害,可能让这个本来很有 前景,甚至改变世界的新技术遭遇不必要的挫折。   王宇对《财经》记者说,基因编辑用于体细胞代表了基因治疗领域一个技术 趋势,目前已经有临床试验再开展。其次,安全性的隐患大家也在努力的通过改 进升级技术系统来解决。另外需要告诉大家,科学界整体是很严谨自律的,这只 是极个别现象。   目前,美国一家名为Sangamo的基因治疗公司在用一种类似的基因编辑技术 去编辑血液细胞中的CCR5,用来治疗艾滋病,目前在临床2期。王宇说,这样的 工作才是真正的推动领域的进步。   通过基因编辑虽可实现避免缺陷婴儿出生,增进人类健康等积极作用,但同 时也对生命、人格尊严构成挑战。严格行业内监管与质量控制,是政府职能部门 面临的新挑战。有专家建议,应依据该技术应用的不同类型明确监管的权威机构, 并需完善操作环节的技术规范。   张新庆对《财经》记者说,我国应该尽快组织专家成立特别小组,拟定基因 编辑临床研究的伦理指导意见。目前这部分仍是缺失的。   目前,我国的医院只要有伦理审查委员会,就能够进行临床试验的审查。张 新庆提议,涉及后代的胚胎基因编辑临床研究,应该由区域伦理审查委员会组织 专家进行伦理分析论证,而不是研究者随意找到一家伦理委员会并通过审批就可 以开展临床试验了。   方舟子则认为,应该禁止并处罚该研究者。 (XYS20181128) ◇◇新语丝(www.xys.org)(newxys.com)(xys10.dxion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