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语丝电子文库(www.xys.org)(www.xys2.org)】 ———————————————— 曹聚仁与周作人 钱理群 曹聚仁与鲁迅的关系是人们所熟悉并经常谈及的;但聚仁与虽为鲁迅二弟、却有 着不同追求的周作人关系也相当密切,这也是不争的事实。或许“聚仁与周氏兄 的关系”将给人们提供一个理解曹聚仁思想、学术以致性格的复杂性与丰富性的 极好视角;而本文却只想提供一些有关聚仁与周作人关系的材料,以供对此课题 有兴趣的朋友参考。   1925年11月2日周作人日记里曾有如下记载:“得曹聚仁君函”。这大概就 是聚仁与周作人交往的开始。据曹聚仁后来回忆,他当时正“十分醉心”于《语 丝》所表现的“独来独往”的“自由主义”精神,“做过他们的喽罗,呐喊过几 阵”。周作人正是当时《语丝》的主要纂稿人、实际主持人,并且是曹聚仁所说 的《语丝》“自由主义”精神的主要代表(鲁迅也是《语丝》的主要撰稿人、但 他在《语丝》上发表的文章却很难用“自由主义”来概括)。或许对“自由主义” 的追求与向往正是聚仁与周作人交往的思想基础。对这一点,曹聚仁在1930年9 月写给周作人的一封信里曾有过明确的说明:“我自以为是先生的信从者。…… 在消极的意义,有些近于虚无主义,在积极的意义,有些近于新自由主义”。   正是因为有着这样的共同的思想基础,在由周作人的“五十日寿诗”引发的 “三十年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左翼青年的思想交锋”中,曹聚仁主动站出 来为周作人辩护就不是偶然的:他在《申报·自由谈》的文章中,一面指出周作 人“十余年思想的变迁,正是从孔融到陶渊明200年间思想变迁的缩影”,其 “备历世变,甘于韬藏,以隐士生活自全,盖势所不得不然”,同时提醒世人注 意:周作人虽“谈狐说鬼”却并未“厌世冷观”,“炎炎之火仍在冷灰底下燃烧 着”。而特别有意思的是,曹聚仁的观点引起了鲁迅的关注,在给曹聚仁的私信 中发表了如下意见:“周作人自寿诗,诚有讽世之意,然此种微辞,已为今之青 年所不撩,群公相和,则多近于肉麻,于是火上添油,遂成众矢之的,……此亦 ‘古已有之’,文人美女,必负亡国之责,近似也有人觉国之将亡,已在卸责于 清流或舆论矣”。此时周氏兄弟早已失和而断绝了来往,曹聚仁有意无意地起到 了沟通他们之间的思想的作用,这自然是别有一种意义的。   其实在此之前周作人与聚仁之间就有这一次合作。1933年春当李大钊的遗孀 请求周作人协助出版《守常文集》时,他即给曹聚仁写信,请代为与上海群众图 书公司联系,曹聚仁也毫不犹豫地当即表示同意。周作人以后又提出了“请旧友 题跋”的计划,并表示“弟拟写一小序”,并约定由曹聚仁约鲁迅、蔡元培、陈 独秀、章士钊,周作人约胡适之、钱玄同、马幼渔、刘半农等写序或题字。后来 鲁迅果然应曹聚仁之请写了《〈守常文集〉题记》,周作人的小序却因《文集》 出版搁浅而未写成。这祥,周氏兄弟又失去了一次由曹聚仁搭桥而合作的机会。   以后的人世沧桑自是一言难尽。再度相见时已是1956年。一直在香港从事报 业活动的曹聚仁乘北上出席鲁迅逝世20周年之机,访问了周作人,成了新中国成 立以后,八道湾苦雨斋最早的海外来客之一。曹聚仁后来回忆,“那时,老人年 已72,年老体弱,医生吩咐,见客只能谈三五分钟,他却特别高兴,留我谈了一 点多钟”。曹聚仁在《与周启明先生书》中详尽地谈到了他们这次长谈的内容: “我们那天又谈到了鲁迅的作品,鲁迅自己推荐了《孔乙已》,因为那一篇小说 写得从容不迫”,“我那天说到了自己的爱好,我是最喜欢《在酒楼上》的”, “你也同意我的说法,你说,这是最富鲁迅气氛的小说”。他们这次谈话竟是围 绕鲁迅而展开,这是颇耐人寻味的。在谈话结束时,周作人将自己的诗稿抄送曹 聚仁,并经聚仁之手,发表于香港《热风》77期(1956年11月出版)。从此打开 了周作人和香港及国外的联系通道,海内外的读者也因此有机会源源不断地读到 了周作人别具一格的晚年散文,曹聚仁的“沟通”之功自不可没。   曹聚仁因此成为周作人晚年最重要的朋友,他们之间有着大量的通信,编有 《周、曹通信集》(其中有一部分为周作人与鲍耀明的通信),按内容分“论辩 驳斥、求援请助、请托转达、查询问答、诉述状况、怀念感谢”等篇,足见他们 通信内容的广泛,关系之密切。他们也曾在通信中交换对鲁迅及其命运的看法。 周作人在1958年5月20日写给曹聚仁的信中,就对上海鲁迅墓前的塑像表示了如 下意见:“死后随人摆布,说是纪念其实有些实是戏弄,我从照片看见上海坟头 所设塑像,那实在可以真是最大的侮弄,高坐在椅上的人岂非是头戴纸冠之形象 乎?假使陈滢辈画这样一张相,作为讽刺,也很适当了”。这段话公开发表后, 引起了轩然大波。后来曹聚仁写有《鲁迅评传》,其中有些观点也遭到很多非议。 不过这都已是题外话。   可以称为周作人与曹聚仁晚年友谊纪念碑的,是周作人最后一部重要著作 《知堂回想录》(最初定名为《药堂谈往》),出版时才改题为此)。这部书在 聚仁的建议与鼓励下,从1960年12月10日起笔,至1962年11月30日完稿,前后经 历两年多的时间;以后的发表、出版,却有着更多的曲折,其间周作人与曹聚仁 之间,有过许多通信,记录了其中的种种艰难与辛酸。但直至1967年5月6日周作 人惨死在文化大革命中,此书仍未问世。这对曹聚仁形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正 像当年鲁迅所说的那样,拿着亡友的文稿,就像揣着一把火,以致在重病中仍然 焦灼于心。1970年《知堂回想录》终于出版,书前刊载着周作人生前写给曹聚仁 的委托书的手迹,书后附有周作人的《后序》。对曹聚仁“待人的热心,办事的 毅力”,表示“感佩”,以为这也是“蒋畈精神的表现”;曹聚仁在《校读小记》 里则回忆了他“年老衰残、精神不济,伏案校对,腹痛如割”的情景——这一切 都成了对他们50年不渝的友谊的永久的纪念。   (选自《曹聚仁研究》试刊第四期,北京,1999年4月14日) ———————————————— 【新语丝电子文库(www.xys.org)(www.xys2.org)】